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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东西不多，一张单人床，一个简易的拉链衣橱，一个书桌，一大摞书，一个液化汽灶头和液化汽罐，一个小方桌，一张椅子。然而搬家的时候，我还是掉了东西。
搬家的那天，那个月还没有到月底，房东收全了整月的房租费，还要了水电费。我没有多说什么，结好了帐，我雇了辆板车，大部分物品交给板车来运，一些比较轻便的东西，我就放在单车后架上带走。
东西运到了新租的住处，我付了板车费，锁了院门，正准备开始整理我的东西的时候，院门外有个男人声音在喊：“开门，东西掉了。”我走过去一看，一个陌生的男孩站在院门外，手里拿着我的两本书，是我放在车后架上的，掉了，我自己居然一直没有发现。
我打开院门，拿过书，说了声谢谢，他却没有走的意思，他说：“不好意思啊，我看你书掉了，我捡了起来，一路追在你后面喊‘哎、哎’你就是不停下来，我只好一路送过来了。”我忍不住看了他一眼，掉东西的是我，他倒说得仿佛是他的错似的。
这个男孩长得不让人讨厌，穿着件淡蓝的短袖衬衫，戴副眼镜，看上去倒有些斯文。他眼往我的小房间张望了一眼，说：“哎，搬家呀，很辛苦啊。”我有些防备地盯着他，我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
他后来说：“哎，你长得挺高啊。”我其实不高，只有一米六八，但是可能因为瘦，不少人说过我看上去有点高。对于面前的这个男孩来说，我也许显得有点高，我猜他不会超过一米七。我还是没有说话。他于是有点讪讪的，他终于说了句告辞的话，转身走了。
快到冬天的时候，国家开始全国人口普查，政府要求各单位出人协助街道普查，我被抽调到了街道。
其实各单位出的都是些闲着没事干的人，我不是闲着没事干，只是我到了市里的这个新单位以后，单位里所有人都是我领导，所有人都能指派我，大家都不愿意去做的事，于是就分配给我。到街道报到的第一天，我遇到了那个捡我书的男孩。
那天一早到街道居委会报到，居委会的人拿出一张表格，要我们签到写上自己的工作单位、出生年月、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等一些个人基本信息。
我写完了以后，我身后的一个人接过我手中的笔，却没有立即写他的，而是盯着我写的那一栏看。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才低头写下他自己的，我看到了“周海”两个字。
周海就是那个捡了我的书送还给我的男孩。我认出了他，我礼貌性地笑了笑，没有和他说话，后来居委会主任主持开了一个普查员的培训会。
以后就是每天的学习培训，有时候散会的时候周海会走过来跟我说一两句话，我基本都是恩恩啊啊，不怎么和他搭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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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租的房子里，房东夫妇经常吵架，有时候深更半夜的大吵大闹，又哭又喊，他们丝毫不介意会被我听见。我也渐渐地对他们的吵闹习以为常，并且麻木，我只是越来越觉得爱情和婚姻是一棵树上结出的两粒果子，一个香甜，一个酸涩。
人们总是喜欢吃香甜的果子，不喜欢吃酸涩的果子，所以爱情里的人觉得幸福，婚姻里的人觉得辛苦。我那个时候二十四岁了，我学会了把爱情和婚姻区别开来看待，所以当周海求婚的时候，我并不爱他，但我嫁给了他。事实上，除了贾蒙，这个世界上已没有我真心想嫁的男人。
周海是在我到街道以后的第三个星期的星期六给我打传呼的。我搬了新住处以后买了一个传呼，那时候我妈因为劳累再加上常年受我嫂子的气，身体有些不太好了，我买了呼机方便我家里随时找得到我。
那时候只有三个号码会呼我，一个我家一个单位一个街道。周海呼我的时候，我看号码不认识，我想了半天，决定回一下。我到公用电话上把号码拨过去，接通之后一个男孩的声音传了过来，是周海。
周海在电话里问：“是胡小桑吗？你好！我今天因为有事没能去街道参加培训学习。我想问一下，那个，在普查的时候，住房在街道辖区但是人在别处工作的，登记时人口数登记在街道还是他工作的那个地区啊？”
我没来得及回答，他又急忙说道：“这样吧，我就在你住的那个地方的拐弯电话亭，你把本子上记的笔记拿给我看一下好吗？谢谢。”他挂了电话。
我回屋拿了本子，慢悠悠地往拐弯的电话亭走去。我像一个没有意识的行走中的动物，自从贾蒙在我的生命中消失以后，我没有了灵敏没有了感觉，我觉得我正倒退到祖先猿猴的时代，为了简单的食物，做简单的努力，不作太多的思考。
周海站在电话亭子的边上，我把本子递给他，我说：“你拿去看吧，我自己记得了，我不要用。”然后我转身准备回去，周海在我后面喊了句：“等一下啊，请你吃东西啊！”我说：“不用。”他说：“我给你介绍男朋友啊。”
我转过头，眯着眼睛盯着他，我的目光足足在他脸上停留了一分半钟，我看见他的脸渐渐地有点不自然了。我在心中揣测着周海会给我介绍个什么样的男朋友，然而我并不感到难为情，我只说：“好吧，走吧。”事实上，除了贾蒙，对别的男人，我无法作出羞涩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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