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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生活中找一个与自己性情相近的角色不大容易，而一旦找着了，就意味着你不用表演就能体现自己的人格。”———能够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才是最经济的人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日前推出的一部重量级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引起各界关注。报告指出，未来8年至10年，中国社会中间阶层将有一个跳跃式扩大。那么，中国的“中间阶层”已经形成到怎样的规模？今后“中间阶层
”发展的前景如何？在关注这些课题时，情况并不令人感到乐观
什么是中间阶层
如今，关于中间阶层的流行定义是这样的：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这是一个貌似明晰，实则含混的定义。
这几年中间阶层吵得很热闹，但究竟什么是中间阶层？哪些人属于中间阶层？至今没有几个人能够清楚定论。社科院专家陆学艺和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2002年底发表《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代中国划分为10大社会阶层。10大社会阶层分别是：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包括：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辖市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处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各省市、地区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乡科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这一阶层目前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2.1%。
2、经理人员阶层：指国有、集体、私营和中外合资、外商独资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高中层管理人员，这一阶层目前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1.5%。
3、私营企业主阶层：指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的人，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即包括所有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的业主。这一阶层目前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0.6%。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指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全民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事业单位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这一阶层目前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5.1%。
5、办事人员阶层：指协助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专职办公人员，主要由党政机关中的中低层公务员、各种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中的基层管理人员和非专业性办事人员等组成，这一阶层目前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4.8%。
6、个体工商户阶层：指拥有较少量私人资本(包括不动产)并投入生产、流通、服务业等经营活动或金融债券市场而且以此为生的人。如小业主或个体工商户(有足够资本雇佣少数他人劳动但自己也直接参与劳动和生产经营的人)、自我雇佣者或个体劳动者(有足够资本可以自己开业经营但不雇佣其他劳动者)以及小股民、小股东、出租少量房屋者等，这一阶层目前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4.2%。
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指在商业和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性的、非体力的和体力的工作人员，这一阶层目前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12%。
8、产业工人阶层：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建筑业工人及相关人员，这一阶层目前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22.6%。
9、农业劳动者阶层：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阶层，指承包集体所有的耕地，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或主要的职业，并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收入来源或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这一阶层目前占中国整个劳动人口约44%。
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指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人群(排除在校学生)，这一阶层目前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3.1%。
在陆学艺及其研究小组的报告中，十大社会阶层而外，当代中国还可分成如下五大社会等级。
陆学艺及其研究小组的社会阶层划分建立在数据和调查研究基础之上，比那种凭感觉或感情得来的所谓“中间阶层“的定义要牢靠和可信得多，同时可以给予人们更加明确的指引和指导。在《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中，以旁观者眼光看，假如真有所谓的中国中间阶层，则这个中间阶层至少应该存在于五大社会等级中的中中层以上，含少量中中层人员，绝大多数应集中于中上层和上层，主体是中上层人员及一部分上层人员，具体来说也就是部分高层领导干部、部分大企业经理人员、部分大私营企业主、部分高级专业人员、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后两者包括一些中等专业技术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基本应该处于中国中间阶层的下层，也就是人们所谓的下中产，与下层贫民中间只隔着一层纸，地位极不可靠。
谁是中间阶层
从结构因素看，现阶段的中间阶层，其来源构成主要有四类。
1、传统的“中间阶层”，包括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个体户。
他们以较少的资本自雇经营、规模较小、利润较少。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到1999年年底，全国共有个体户3160.1万户，从业人员有6240.9万人(国家统计局，2000：140)，约占全部就业人员(70586万)的0.34%。
2、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间阶层”中分化出来的部分干部、知识分子。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始，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引入及体制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的原干部、知识分子在重新调整自身的社会位置的过程中，则以分别占有的权力资源、高质量的社会关系资源、知识资源等，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机会结构中，保持或换取了相应的地位优势。
3、改革开放以来新生的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家。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1999年年底，私营企业共有150.9万户，从业人员有2021.5万人(国家统计局，2000：139)，约占全部就业人员的0.28%。
4、由引进“外资”及高新技术人才而生的新型中间阶层。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大规模引进外资的社会运作中，一些新型的、高新技术产业、职业应运而生，随即出现了两大职业群体：一是现代企业家群体。二是应聘于外商独资、合资企业中的“白领”员工，其工作和劳动方式、职业声望及报酬均高于原国有企业及传统职业。这两类职业群体，可视为典型的现代“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中新型的中间阶层的代表群体。
就现阶段其所涵盖的职业、职务来看，主要有八大类：
第一，科学、技术、研究等领域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以上职称，以及未评定职称的专业人员。
第二，中、小企业的经理、企业家，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等各种经济类型企业。
第三，各级公务员、办事员。据有关统计(转自《领导文萃》，1998.8：110)，截至1997年年底，我国公务员为530.7万人。
第四，行政事务、公共事业专职管理者。
第五，私营业主、小业主、小商贩等。据国家统计局截至1999年年底的统计，全国共有私营企业150.9万户，投资者322.4万人(国家统计局，2000：139)；个体户有3160.1万户(国家统计局，2000：140)。
第六，技术工人，包括“白领”工人、流动民工中有一技之长者。
第七，商业、服务人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1999年年底，全国共有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1319万人(国家统计局，2000：139)，约占就业人口的1.87%。
第八，自由职业者等。
中国有多少中间阶层
倘若中国真的有名副其实的中间阶层，那么中国的中间阶层有多少？哪些人群构成了中国的中间阶层人群？
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于2002年5月-7月在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广东、四川、甘肃、辽宁等8个省(直辖市)采取多项抽样的方式抽取大、中、小城市3997户居
民家庭作为有效样本户，进行了中国首次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调查结果截止到2002年6月底，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22.83万元。
考虑到这是户均财产总值，这已经是一个比较惊人的数字了，所以，报告一经发表，就引发了众多质疑。然而，更为惊人的数字出现在今年2月，北京市统计局公布，北京城镇居民平均家产达47.5万元，比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水平22.83万元高出1倍有余。这个数字一公布，一时舆论哗然。
统计局数据的真假，其可信度，我们不想讨论。我们可以通过另一个途径衡量中国到底有多少中间阶层。2003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统计报告，截至2003年2月末，我国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03万亿元。另一组数据，也就是社会上传说的，国内51%的居民储蓄存款集中于20%的少数富裕个人和家庭手中。换句话说，这意味着20%的富裕个人和家庭占有了我国10万亿居民储蓄存款中的一半还多。为计算方便，假若我们将每一个存款账户都看做是一个家庭，而每个家庭人数以标准的3口人计算，中国13亿人口，可分为4.3亿个家庭，其中的20%，也就是不到9000万个家庭，拥有国内10万亿居民储蓄存款中的5万多亿，户均将近6万元，若其中又有1／3，可归入所谓的中间阶层，则中国中间阶层的人数到不了1亿人，最多也就是几千万人。
我们还可以看看另一组数据。有消息说，截止到2002年底，北京拥有私家车超过90万辆，如果我们假设每一辆私家车背后都站着一个“中间阶层”，则北京有中间阶层超过90万人。假若全国各省市都达到北京这个水平，全国则有将近3000万人的中间阶层。另外，还有一说，中国目前有1000个亿万富翁，有300万个百万富翁，如果此说可靠，那么就很难相信一些“专家”所乐意张扬的，当前中国中间阶层超过2亿人的说法。事实上，我们相信，中国目前拥有3000万人左右的中间阶层是一个较为可靠的数字。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中间阶层，是比较“高标准”的中间阶层，即在经济上，人均年收入达到1万至5万美元。众目所睹的事实是，中国中间阶层目前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少部分城市，只有达到如此收入，才有可能在这些地方买得起一套像样的“中间阶层标准”的商品房，满足中间阶层至少有一套房子，多数有一辆车子的隐性标准。
中间阶层的生活
中间阶层叫得好听，其实大多数都是打工仔，薪俸是其主要甚至是惟一的经济来源。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其生意就是好好为老板打工，为老板服好务，以免老板一不高兴，“人才流动”，而落入新贫一族。关于中国中间阶层的生意，没有什么好谈的，倒是对于其生活，有一些有趣的话题，颇值得一叙。
曾经有一个国内的中间阶层到本阶级的大本营美国旅行，回来后以又酸又甜的笔触描摹美国中间阶层的生活：“住在郊区，有一幢(分期付款)两间至四间卧室的房子，两三个孩子，一只狗，两部汽车(一部日本的、一部美国的，分期付款)。门前是修剪整齐的草坪。丈夫每天辛勤工作，妻子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拿薪水后马上开出15张以上的支票付账(房子、车、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有线电视费、分期付款的大件商品、5件信用卡的账单、孩子牙医的账单、医疗和人寿保险，或许还有看心理分析医生的账单，等等)。平时看电视脱口秀，周末借两盘录像带，边看边喝可口可乐、吃爆米花，每年圣诞节扎圣诞树，妻子和丈夫都在发胖。”
零点调查公司的袁岳，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短期进修。若干年前，袁岳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眼中的(或许是他心目中的)美国中间阶层和中国中间阶层。“在美国，一个中产阶层年收入要5万美元以上，要3年换一部新车，有分期付款的房子，且已付完其中的30%。中国的中产阶层，月收入在人民币5000元-15000元左右；他们的现实奋斗目标常常是‘10年后能买一辆8万元左右的国产汽车’或‘拥有带产权的中高档公寓’；他们会在室内装修或买家具上花5000元-20000元左右；高尔夫俱乐部会员证及其他娱乐俱乐部制消费是他们中一项较新的热门投资；在北京约400个中高档夜生活场所，他们每次会花1000元买一瓶人头马XO洋酒，他们常常为一次卡拉OK或保龄球聚会花费1500元以上；很少去看电影；对银行服务重视不够，身边常带大笔现金；另外还要拥有In te r-n e t网址，不然就是土中间阶层；要有国内直拨电话。
零点公司参与的一项调查，中国大中城市26%的人认为自己处于中上等生活水平。”时间虽然没过几年，但袁岳对中国中间阶层的描述显然已经落伍，房子、车子虽然依旧是
他们不懈的追求，但标准早已不是8万元左右的国产汽车，而且没有谁愿意将拥有一辆汽车的时间放在10年之后。现在中国中间阶层连10多万元的桑塔纳都不愿要，“讲实用吧，买辆桑塔纳，开回去邻居还以为新搬来一户人家是开出租的；讲品位吧，买辆凯迪拉克，还没开回去就知道从此自己就穷得只能当有车瘪三了。”最形象地描写出中国中间阶层的两难处境。
做一个合格的中间阶层不容易。保罗·福塞尔在其著名的《格调》一书中描绘美国中间阶层生活说：“他们对于别人如何看他们感到恐惧，并且一心希望将每件事都做得无可挑剔。”中国的中间阶层一样整日胆战心惊，惟恐一不小心，就滑落到了阶级的圈子之外，在别人眼里变得不“中产”起来。
如今，据说北京的上层中产都住在亚运村的水印长滩、棕榈泉、CEO尊邸、紫玉山庄，或者机场路沿线的高档别墅区，如莱蒙湖、名都园、华中园别墅、裕京花园别墅、丽京花园别墅、龙苑别墅等等，房价以美元计，每平方米大多在1500美元以上，最高档的是位于建国门内的贡院6号，每平方米4万元，但买得起贡院6号的人，就不应是中间阶层，而应是富豪阶层了；次级中产或者说是中中间阶层，都住在恒华国际公寓、万泉新新家园、罗马花园、欧陆经典、现代城之类的地方，或者诸如康城之类的TOW NH OUSE里，房价每平方米大体在人民币8000元以上，其中，朝阳区的CBD、亚运村，海淀区的中关村、西城区的金融街等等，是北京中间阶层中中层较为集中的几个地方，据说现在“STUD IO”又在开始向中中间阶层招手———你没有必要弄清它的意思，也弄不清楚它的意思，它就是一个符号，是中间阶层中中层感兴趣的，也是专为中中层中间阶层打造，并为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掏大把的银子准备的一个玩意儿。另外，有传说马甸桥旁边的冠城园是职业中中间阶层的集中之地与梦想之地。下中产则散布于京城各处，有连片居住的，如华威桥附近的美景东方、东景苑、京沈高速路旁边的万科青青家园、南三环旁边的珠江骏景及南三环旁边的芳城园、芳星园等等，包括属于经济适用房居住小区的回龙观、天通苑、长安新城、今日家园等也有部分下中产或中中产居住，除回龙观、天通苑、长安新城等经济适用房外，一般房价在每平方米5000元以上，另外一些主要是下中产，则混迹于民间，单从居住上不易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区别。
从用车上，上中产偏爱的是进口汽车或者国产汽车如奥迪A6、帕萨特B5，价格一般在30万元以上，中中产则多选择国产车中的广本、别克、宝来、桑塔纳2000等等，价格一般在16万元以上至30万元之间，其中，南方中产更偏爱上海大众和广州本田的系列车型。国产车中的老三样桑、捷、富则是下中产和部分中中产不二的选择，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也有选择奥拓、夏利、吉利、羚羊等车型的。
忧心忡忡的中间阶层
事实上，中国中间阶层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整天生活在歌舞升平之中。放眼望去，我们周围充满了忧心忡忡的中间阶层，有时候他们甚至比社会贫民阶层更显得手足无措。
“菩提本非树，时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一些社会贫民阶层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心态的原因；患“得”患“失”的心态，却使一些中间阶层，尤其是下层中间阶层每天生活在焦急彷徨之中。这也是那本莫名其妙的小书《谁动了我的奶酪》，能够在下层中间阶层和部分中层中间阶层分子中风行一时的原因。因为中间阶层的特点就是大多数都是打工族，大多数都靠薪俸为生，所以，老板的印象和老板的心情就成了一些中间阶层生死攸关的事情。幸福全然维系于老板的一念之间，香甜的奶酪随时都有可能被别人端走。中间阶层们不得不像书中那只叫做“唧唧”的小老鼠一样，成天把鞋子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以便在眼前的奶酪被老板拿走的时候，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冲向下一堆奶酪。
属于全世界中间阶层的那首“国际歌”是这样的：变化总是在发生，他们总是不断地拿走你的奶酪。预见变化随时做好奶酪被拿走的准备追踪变化经常闻一闻你的奶酪，以便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开始变质。尽快适应变化越早放弃旧的奶酪，你就会越早享用到新的奶酪。改变随着奶酪的变化而变化。享受变化！尝试去冒险，去享受新奶酪的美味！做好迅速变化的准备不断地去享受变化记住：他们仍会不断地拿走你的奶酪。当中间阶层分子们成天在念着“谁动了我的奶酪”的时候，他们同时也成天在想着“我能动谁的奶酪”。这是一件多么无聊的事情，同时又多么无奈！下层中产一旦失去他们的工作，失去他们的薪资收入，一切的风花雪月顿时就会成为泡影，他们很快就会沦入贫民阶层，成为新贫一族。“因为曾经拥有，才知道失去的可贵”。这种结局，比一直就待在贫民堆里要可怕百倍。不幸的是，从1999年以来的互联网业，从2002年以来的证券行业，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这种由中产而瞬间新贫的案例。从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的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包括部分社会上层人士，也在为买不起房子、子女教育费用太重、养老没有着落、有病看不起之类的事情发愁，至于那些社会地位及经济地位均远不及他们的群体，不用说，难以言表的心事更多。
中间阶层的焦虑，不但来自自身社会地位的不稳定，同时也来自其内部的“阶级”斗争，2001年以来发生在证券市场的那场众所周知的“海龟”派与“土鳖”派之间的争吵与争斗，就是中间阶层内讧的一个典型案例。中间阶层也分层，也有上中层、中中层、中下层的区别，内部呈现着一种金字塔式的分布，上小下大。也有各自来历和从事行业的不同，互相瞧不起，互相排斥，甚至互相拆台。尤其是在新中中产、新下中产间，随着这几年IT业和资本市场的火爆，充斥着太多的知识暴发户。“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缺乏涵养的情况下，随着腰包的突然胀鼓，一时竟不知所措，思维、行动都失去常态。近年来发生在中国新知识分子同一阶级、同一阶层，不同阶级、不同阶层间的矛盾斗争可谓波澜起伏，人们已见怪不怪了。一些知识新中产人前风光，谁知道他们人后“把酒问青天”的苦楚。
另一方面，因为贫富分化的加剧，中国的中间阶层还要忍受着来自社会阶层下层人群经常性的斜睨眼光，承担着许多本来与之无关的误会与责任，这使他们的心灵饱受煎熬。一位先生这样写道：“他们往往与轿车、名表、名酒、化妆品、时装、保龄球、高尔夫球、酒吧、精品屋、舞厅、美容院、白领杂志为伴，甚至刻意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相区别。百姓喝青岛啤酒，他们就喝XO；百姓逛百货店，他们就进精品屋；百姓听卡带，他们就听CD……(他们)貌似高雅，实则庸俗，毫无激情，而且放弃与社会之间的任何对抗，热衷于玩弄所谓‘时尚竞赛’之类的新式游戏。”你看，这就是一些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新中间阶层的形象。
“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这些新的阶层正和原有的阶层混居在一起。很可能就在一套公寓里，父亲正为国营工厂那一点菲薄的工资不敷日用而发愁，刚从外资企业下班归来的小儿子却春风得意，暗暗憧憬着将来攒钱买一辆轿车；从这人家的窗口望出去，民工们的简易棚房更是和高墙围住的豪华楼宇遥遥相对。”这是一位叫做王晓明的先生写在《天涯》上的话，也是我们目睹的现实。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想在中国安安静静地做一个中间阶层，并非易事。
中间阶层的出路
当美林公司预言说未来10年中国中间阶层将增长至3.5亿人时，立刻就有人提出：未来10年，谁能、哪个行业能、哪种职业能给中国提供3.5亿个中间阶层的岗位？这个问题一经提出，乐观的预言家几乎同时陷入了沉默。
青年经济学家易宪容提出，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不在于民众的知识教育水平、个人能力以及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在于制度。好的制度可以使穷人变富，坏的制度下，即使是富人也会变穷。易先生举两例为证。
一个来自安徽省霍邱县冯井镇。冯井镇是一个穷乡村，但从这个穷乡村出来的1100多农民却牢牢控制了北京中关村CPU市场60%以上的市场份额，其中资产积累多的农民已经达到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这些文化水平低、知识少、资金缺乏的农民，经营高科技产品肯定不是他们的优势，但是他们走入一个好的环境、一个激励竞争的市场中，这就让他们的积极性与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一旦个人的潜能能够充分地调动起来时，何事不可为呢？”
另一个例子来自河北省卢龙县城关公社四街第四生产队。这个队有62户农民，“由于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把集体的财产被分成2.4万元现金和价值2.5万元的机器设备，而姚青山等32户农民分得这些机器设备。得到现金的30户农民分钱后各自散去，而分得机器设备的农民在姚青山的带领下办起了永平纸箱厂。10年后，这个当初的小纸箱厂发展到了总资产达2000多万元的企业集团，成了卢龙县最大规模的企业。面对着企业的发展，卢龙县政府开始向该企业伸手，试图将该企业纳入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由此企业与政府产生了严重的冲突。1992年6月，卢龙县政府突然派出县审计局进入该企业集团进行审计，并宣布停止该企业的一切经济活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遭到以姚青山为首的32户农民强烈抵制。32户农民极力主张，该企业是由他们合伙出资建成，政府没有出一分钱，未经全体股东同意，任何人都无权决定处置企业的财产。这下可恼怒了政府，一方面县检察院以莫须有的罪名批准逮捕姚青山，另一方面县法院作出该企业‘破产’的裁定，县政府随即组成多个部门参加‘破产清算小组’，将该企业的产成品、部分机器设备等廉价变卖。不下几个月，这个曾经是当地经济支柱的企业，很快就灰飞烟灭。姚青山被打入牢房，其他农民的生活又回到其困苦的过去。”
易宪容认为，看一个制度是有利于中产阶层的形成，还是滞碍中产阶层的形成，要看这种制度安排是扩张民众的生活权利的空间，还是抑制民众生活权利的空间，甚至于剥夺民众个人生活权利的空间。如果是前者，个人的禀赋仅是个人发展的一个方面，并不是个人发展的全部，重要的是这种机制能够激励民众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激励民众努力而为。如果是后者，当个人的生活权利空间被剥夺、个人的财富被掠夺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一定会停滞不前，甚至于停止。如果连社会经济发展都停止了，中产阶层如何能够形成？易先生认为，这将是中国中产阶层社会形成的最大障碍与困难。
除了政府制度上予以保证外，加速增长中间阶层和现有中间阶层，加强其社会安全性的有效方法还有很多，比如增加个人经济尤其是个人的财经修养，学习更多的经营投资和理财知识。从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首次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的知识修养水平与其收入是呈正比的，过去那种脑体倒挂，“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现象已经难以见到，现在，投资知识与个人修养已经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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